1976年10月6日晚，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朝中要员相继被捕。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长期盘旋于政治斗争的风暴很快变向，许多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物开始感到恐慌。王洪文从上海工人走到国家高层，然而在这一夜，他失去了所有的政治依靠。被捕后，外界开始频繁提及廖祖康这个名字，他被认为是王洪文的“首席军师”，不仅因为两人关系亲密，还因王洪文早期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处处可见廖祖康的身影。

有趣的是，这两人的相识并非发生在正式会议或者重大的政治活动中，而是一场意外的相遇。1966年夏季，廖祖康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技校工作。那天，他和几位同伴们去黄浦江游泳。游到江中心时，廖祖康因体力不支，无法返回，正巧一艘外轮经过，他便尝试登上船。然而，船上的外国乘客无法理解他的意图，现场一度混乱。廖祖康不停打手势，想说明自己只是游泳累了，并无其他目的。随即，这一情况被报告给相关部门，廖祖康因此受到调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擅自攀上外国船只可不是轻松处理的事。这时，廖祖康想到了厂里的保卫干部王洪文，便设法请求他出面为自己作证。

王洪文很快出面说明事情经过。根据当时的回忆材料，他具有军队背景，处理问题果断且口才出众。在调查人员面前，王洪文坚称廖祖康只是游泳意外，并并非有意接触外轮。经过调查，廖祖康并没有因此遭到更严厉的惩罚。这场偶然的相助使得廖祖康对王洪文产生了深厚的信任，二人关系逐渐亲近。一个擅长形势观察和政治语言，一个善于在群众中发声和组织行动，双方形成了独特的配合。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因工人向铁路局请愿，局面紧张。王洪文在此事件中的表现使他成功从普通工人与干部的角色中脱颖而出。在这次事件中，有关廖祖康究竟参与了多少策划的说法并不统一，但他确实被视为王洪文的重要参谋。安亭事件后，王洪文迅速跻身上海政坛，而廖祖康则更多地承担起出谋划策、起草政策解释等工作。王洪文文化程度不高，对复杂文件不太熟悉，廖祖康常常帮助他拆分词汇，分析其中的政治含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廖祖康的角色更像是政治舞台上的解释者。他未必能主导大局，却能帮助王洪文判断形势和组织语言，将上层决策转化为基层的行动。王洪文从上海走向北京的成功，固然与多种因素有关，廖祖康仅是其中一环，不能将所有的功劳或责任归于一人。1973年8月，王洪文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年轻的中央领导之一。这种迅速的政治上升，让周围人的作用受到更大关注，廖祖康被视为王洪文不可或缺的助手。然而，王洪文在国家治理经验和理论修养上的不足并未因此得到弥补。廖祖康能够帮助他解读复杂的政治文件，却无法填补王洪文在政治判断和管理能力上的空缺。二人关系越密切，对其不利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1976年，局势迅速变化。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去世，政治矛盾集中爆发。在10月6日这一夜，王洪文和其他人一起遭到隔离审查，依附于他周围的人也陆续被调查。廖祖康未能逃脱，迅速被控制并送入北京卫戍区接受审查。对于廖祖康后来的处理，公开信息并不一致。一般认为，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相比于王洪文最终的无期徒刑，这一结果略显轻微，却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出狱后，廖祖康重返普通生活，和家人团聚，再未在政治舞台上露面。而王洪文在1981年1月的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终身政治权利。曾经在上海政坛上有着影响力的他们，如今一个被监禁，另一个在出狱后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的命运正是那场政治风波的真实写照。